素面淡黄色琉璃茶托——见证古丝路东西方文化交流

　　法门寺位于今陕西省扶风县，始建于东汉末年桓灵年间。唐代200多年间，作为供奉释迦牟尼舍利的皇家佛教寺院，先后有八位皇帝在此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1987年随着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大量文物重见天日。包括出土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简称“物帐碑”）中所记载的琉璃器：“琉璃钵子一枚，琉璃茶椀柘子一副，琉璃叠子十一枚”。

　　地宫中出土的这件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盏高5.2厘米，口径12.65厘米，通体呈淡黄色，有光亮透明感，茶盏敛口，斜收腹，下有矮圈足；茶托呈盘状，托口径13.8厘米，高3.9厘米，高圈足，中凹，可套置茶盏，是典型的中式器型。但从化学成分来看，不同于中国本土的铅钡玻璃，其属于植物灰型钠钙硅酸盐玻璃，与伊斯兰玻璃成分相似，因此判断其为输入品。

　　所谓的伊斯兰玻璃，是融合了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两种古老玻璃制作工艺的产物，在成分上最显著的特征是使用草木灰助熔，于九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突破原有框架，将早期的伊斯兰文化及风格融入其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点和宗教文化的玻璃器制品。

　　这一时期，唐朝开放的对外政策使得丝绸之路再次繁荣兴盛，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的设置保障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东段线路修建了许多支线，敦煌、阳关、玉门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唐朝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兴起，中国迎来了“8—13世纪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大量中国船只远至阿拉伯海和波斯湾，阿拉伯商船也前往广州等港口城市进行商贸往来。同时期新疆库车森木塞姆石窟的唐代玻璃高足杯、甘肃泾川舍利塔基的玻璃舍利瓶、何家村窖藏凸纹玻璃杯，包括在广州、福州等地发现的伊斯兰玻璃残片等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出土的玻璃器均可表明：海陆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大量玻璃器随着外交活动、商业活动进入中国。琉璃器作为佛教“七宝”之一，其晶莹透彻的特征被信徒赋予佛性清净无尘的宗教内涵，且唐朝佛教盛行，因此受到统治者的使用，而制作精良、造型美观的伊斯兰玻璃器与金银、玉器等一样被视为贵重物品，成为中国上层社会和寺院的收藏、使用对象，被统治者置于法门寺地宫用于供奉佛祖。

　　琉璃作为佛教法器，其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出现。图为敦煌莫高窟第199窟《大势至菩萨壁画》

　　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作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二十件琉璃器之一，在设计形制上是典型的中式风格茶具，但采用的则是西亚传统的低温烧制工艺和玻璃原料，且西亚并没有使用这种抹茶用具的传统，因此齐东方教授认为：“中国在唐朝时期已经完全掌握了外来玻璃原料的配方，用以制作玻璃器”，但也有可能是当时居住在长安的波斯人就地制作玻璃制品，并根据唐朝人的生活习惯和需求制作茶具用以销售，这充分体现了文明的互鉴发展。

　　以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为代表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器，在成分上全部为钠钙硅酸盐玻璃，制作技术均采用吹制法，甚至有的彩釉玻璃器，例如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还采用了描金、刻画工艺，在当时的西亚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高级玻璃制品。而这些外来玻璃器不仅对中国瓷器器型进行借鉴吸收，在唐代进入了仿瓷阶段，实现了器型上的创新；同时将钙纳玻璃技术带入中国，并使中国本土玻璃器的吹制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玻璃器从西亚地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本土，又被当时的皇室供奉到法门寺地宫中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是展现、研究古代西亚玻璃器制作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更是多元文明之间相互包容、借鉴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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