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烧出极品的瓷器为何玻璃器却始终落后于世界｜文史宴

　　人工玻璃出现于4500年前，起源地有可能是埃及，也有可能是两河流域，具体是哪里目前还在争论中，但无论是埃及还是两河流域，都属于著名的“新月沃地”。新月沃地从今日之伊拉克向西，在地图上呈新月状分布，包括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国的一部分地区，是人类文明最先发轫之地，在新月沃地出现的玻璃，可以说与人类文明史相始终。

　　将石英烧至熔化即可获得玻璃，但玻璃不像金属，并不会熔化为液体，高温状态下玻璃会很软，易于塑型，随着温度的降低，玻璃会越来越硬，最后完全凝固，但内部仍然保持着液态结构。

　　玻璃的这种奇特属性，让一些人将其视为固态、液态、气态之外，物质的第四种状态。但是石英的熔点很高，古代技术水平不高时难以达到，所以要加入一些助燃剂，这方面西方多选用自然纯碱和草木灰，还要加石灰石做稳定剂，其玻璃器含钠、钙较多，是为钠钙玻璃，东方则多以铅丹为助燃剂，烧出来的是含铅、钡较高的铅钡玻璃，这两种玻璃在质地上的区别，决定了日后东西方玻璃器不同的发展路径。

　　碱可以让烧制玻璃变得容易，玻璃最早出现在新月沃地，跟埃及有天然碱湖，盛产自然纯碱有关；而中国优先发展瓷器，则是因为中国有丰富的高岭土，易于用高岭土来制作瓷胎和瓷器表面的釉料。

　　玻璃器对世界的影响决不在瓷器之下，正是因为有玻璃容器可用，欧洲和中东并没有发展瓷器的刚性需求，所以在很长时间内，瓷器在欧洲和中东仅停留在奢侈品的位置上，同样，欧洲和中东的玻璃器在中国也一度是胜过黄金的奇珍异宝。

　　玻璃器最初的制法，是用裹着粘土的棍子伸进烧着玻璃的干锅，蘸上一层软化的玻璃后，用石器将玻璃抹匀及刻花，冷却之后去除粘土，玻璃器即告完成。不过，早期的玻璃是不透明的，但有光泽，人们热衷于用玻璃来替代宝石。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天是一块硕大无比的固体而不是气体，否则女娲补天为什么是用石头来补呢？原始人认为，天是靠高山和大树撑着，才没有塌下来把人全部砸死，地上那些发光的石头被认为是天掉落在地上的碎片，蕴含着天界的神圣能力，佩戴这些“天的碎片”可以让自己能量不竭，长生不死。

　　上古时代，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观念，两河从阿富汗进口的青金石，埃及的绿松石，中国的玉石，美洲印第安人的黑曜石，都被视为富含能量的圣物。但是天然宝石毕竟数量有限，而需要宝石的人很多，所以，能够用来仿制宝石的玻璃在欧洲和中东就大获追捧了。

　　玻璃传到中国，大家重视的也依然是宗教职能，从中亚传入中国的玻璃珠作为王侯贵族的陪葬品，帮助王侯贵族灵魂永生。这个时候，玻璃的生产能力还很低下，需求量却很大，所以玻璃价值尤在黄金之上。

　　有说法认为西周时代中国能够自产玻璃，证据是西周墓葬中出现的人造彩色珠、管，但这些物件的内部结构是石英晶体而非液态，所以不是玻璃，而是一种被称作费昂斯（faience）的彩色釉陶，4000年前即在埃及和两河流域出现，3000年前印度也有了，西周墓葬里的这些费昂斯应该是中东传来，或者是学了中东技术自制的。

　　玻璃到春秋末期才出现在中国，目前中国最早的玻璃实物是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上镶嵌的玻璃装饰，以及墓葬里的镶嵌玻璃珠。

　　严格来说这些剑上的玻璃仍然是武器而非装饰，在上古时人的观念中，剑用来进攻看得见的敌人，剑上的玉石、玻璃饰品具有神圣力量，能够进攻看不见的敌人诸如鬼魂、精怪之类，对照石峁古城城墙上镶嵌大量玉石以抵抗精神敌人，可以知道这是上古各地通行的做法。所以此时国人使用玻璃器，主要看中的仍然是其宗教功能。

　　到了战国时代，中国有了制造玻璃的能力，战国时代，楚地尤其是今日湖南、湖北的玻璃工业发展起来，不但继续制造从伊朗输入的“蜻蜓眼”器型，也开始制造玻璃璧、玻璃印章等中国特有的玻璃器，而且随着玻璃产量的提升，贵族之外的人也能用玻璃陪葬来谋求永生。

　　中国的玻璃器烧制，与原始道教的炼丹活动有关，战国时代，这些巫师炼丹时常会使用铅，结果歪打正着地烧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铅钡玻璃，日后还影响了朝鲜和日本的玻璃制造，即王充《论衡》所言“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补殊别”。

　　与欧洲、中东的钠钙玻璃相比，铅钡玻璃透明度较高，但是相对脆弱，倏冷倏热容易开裂，这一点极大的影响的东西方玻璃器的发展方向。

　　中国玻璃工业缓慢发展的同时，域外的玻璃技术日新月异，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玻璃工艺品也通过海陆商路传入中国。

　　公元前1世纪，希腊人希帕洛斯发现横贯印度洋的季风，从此，罗马船只可以借助季风横穿印度洋抵达印度，不用再沿着海岸行驶绕道阿拉伯、波斯，这一发现极大地促进了罗马与印度的贸易。

　　公元前后，罗马帝国出现了玻璃吹制法，不需要模具就可以成产玻璃器，极大地提高了玻璃产能，平民百姓逐渐也能用得起玻璃，与此同时，罗马又发明了玻璃马赛克装饰、车床抛光技术，这些高级产品通过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或者印度海路到达中国。

　　印度则因为缺少东地中海的天然碱，开始用草木灰作为烧制玻璃的辅料，结果造出了含钾量颇高的钾玻璃，质量也很精良，其时南印度的朱罗帝国商贸极为繁荣，钾玻璃也在汉代传入中国的广西，质量优于中原玻璃，可惜，随着南越国被汉朝消灭，南越的排水系统、钾玻璃等先进技术逐渐都失传了。

　　汉朝灭亡后，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尤其是北方，十六国北朝如走马灯般变换，中原的铅钡玻璃产业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日益衰落，同时，因为罗马的玻璃吹制术等技术革新，罗马玻璃魅力巨大，3世纪危机后罗马帝国衰落，波斯萨珊王朝接过了玻璃制造业的龙头位置，乳突玻璃碗尤其美观受欢迎。

　　罗马、波斯这些精美的玻璃器都对统治中国北方的五胡贵族产生莫大的吸引力。建立十六国的羯、氐、羌等族、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之前就与中亚粟特商人颇有交往，羯族甚至直接就是东迁的粟特人，他们对罗马、波斯的精美器物并不陌生，热衷于接受舶来玻璃器，自然也就没有兴致去推动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的生产。

　　北魏自从兴起，就长期利用中原粟特商人进行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活动，粟特人也为北魏输入了大量波斯、中亚、印度乃至罗马的技术，其中也包括玻璃吹制法。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出土了一系列用吹制法制作的中式玻璃器，可以证明中国匠人已经学会吹制法，但因为玻璃器在中国属于小众产业，这项技术不时失传，隋代的粟特商人后裔何稠很可能重新发明了玻璃吹制法。

　　隋唐时代，中国工匠使用吹制法制造玻璃，而且随着炼丹术的发展，传统的铅钡玻璃演变成更适合吹制的高铅玻璃。

　　铅钡玻璃的时代，中国工匠制造玻璃器时主要用方铅矿来助燃，方铅矿中含钡较多，到隋唐则直接用铅块助燃，杂质少了，玻璃的含铅量自然高了，能达到70%以上，这种高铅玻璃延展性好，能够加工薄壁器物，透明度也较高，生产的玻璃器明显胜于汉代。隋唐时代中国也生产了少量钠钙玻璃，但毕竟缺少地中海南岸碱湖里取之不尽的自然纯碱，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虽然隋唐时代中国的玻璃器制造颇有进步，但仍然不及西亚的玻璃器精良。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兴起后，夺取了东罗马和波斯的玻璃制造中心，阿拉伯帝国代表了世界玻璃器制造的最高水平。

　　阿拉伯帝国不但制造了诸多美观的玻璃用具，而且烧制出了透明度很高的玻璃器皿，在百年翻译运动中，阿拉伯科学家热衷于做实验来验证古希腊、古罗马的科学，没有透明的玻璃器皿难以实现，日后，混合了古希腊罗马科学和阿拉伯人实验的学问回传欧洲，直接促成了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在近代化的进程中，透明的玻璃器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其时伊斯兰世界在借鉴罗马、波斯玻璃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贴花玻璃、刻纹玻璃、釉彩玻璃美轮美奂，深受唐人喜爱。

　　唐代宗收到岭南节度使路嗣恭进贡的直径九寸的玻璃盘，将其视为至宝，因为伊斯兰玻璃工艺日新月异，许多唐人甚至不知道有些器具是玻璃器，还以为是某种有神力的域外宝石，唐传奇中胡人用玻璃瓶施法术进行诈骗，一些唐宋画中观音菩萨手持的是瓷瓶而非玻璃瓶，后唐末帝李从珂将写有官员姓名的纸条放入玻璃瓶中拈阄，都是讲玻璃器用作法器的表现。

　　根据佛教《一切经音义》中“吠琉璃……其宝青色，莹澈有光”的说法，许多唐人甚至以为域外传来的绿色玻璃器即是佛教七宝之一的琉璃，以为是佛教圣山须弥山的碎片，于是在一些佛塔中，用玻璃器来作为包裹舍利子最内层的容器，并且形成制度。按照舍利函从外到内珍贵程度递增的规律，在石函、铜函、银函、金函之内是玻璃函（或者是唐人心目中的琉璃函），无疑说明域外玻璃器比黄金还要珍贵。

　　到了宋代，玻璃器变得很尴尬。宋朝虽然在政治上有较多集权措施，对社会的管控却比唐朝要放松很多，促成民间经济繁荣。随着玻璃器等宫廷玩物普及到民间，宋人已经明白了那些进口的玻璃器虽然漂亮，但跟国内的一样，不过是砂土烧制的，并没有多值钱，也不具有神秘效用。于是玻璃器被称为“药玉”、“假玉”，价值一落千丈，富贵人家不屑再用掉价的玻璃器来装饰自己，也就没有意愿去发展玻璃工艺。

　　对民间社会来说，如果玻璃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仍然有可能发展起来，但宋代的中国已经具备了高度发达的陶瓷工艺，作为器皿，陶瓷器已经足够满足各阶层人民的日常需求，民间也缺乏再去开发一种新材质器皿的动力。

　　何况中国的高铅玻璃还有清脆易碎的缺点，冷热交替时极易损坏，这一点就远远不如陶瓷了，域外的钠钙玻璃器虽然质地厚重，不怕冷热交替，但舶来品价格偏贵，要成为主要的民用品很难。

　　相比于唐代，宋代较为世俗化，玻璃器虽然不再具备神秘力量，但融合了宋代文人的雅趣，出现了玻璃花瓶、玻璃盏等风雅之具，作为观赏物，也出现了玻璃动物、玻璃瓜果、玻璃灯等新器型，南宋宫廷甚至制作过高达五丈的玻璃灯山，艺术水平都达到相当高度。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宋代玻璃器并不受社会重视，玻璃工艺比前代并无明显进步，吹制之后的进一步加工一般也比较单调。

　　宋辽对峙的时代正是伊斯兰玻璃器的黄金时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不再能掌控整个帝国，帝国分裂为多个地方王朝，地方王朝的埃米尔们在地性增强，更加重视本地利益，而且地方王朝之间虽有纷争却不戕害商路，穆斯林可以在各伊斯兰王朝之间自由旅行和经商。

　　在这种“伊斯兰和平”的氛围之下，中东各地的经济文化比帝国强力掌控的年代更加繁荣，伊斯兰世界的玻璃艺术也达到顶峰，釉料彩绘玻璃和浮雕玻璃可谓精彩绝伦，宋、辽双方对伊斯兰玻璃器都爱不释手，进口了不少，一些辽塔、辽墓都出土了伊斯兰玻璃器。

　　元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的玻璃器生产都产生了很大变化。蒙古西征过程中摧毁了多个伊斯兰玻璃制造中心，虽然蒙古人在屠城之前会将包括玻璃匠在内的工匠甄别出来带回蒙古，不过玻璃器生产的规模效应和技术交流毕竟受到了损害。

　　元代设置瓘玉局，为宫廷制造玻璃器，但是规模不大，而且不知是出于蒙古统治者的喜好还是技术的失传，元代的玻璃器透明度低，主要用来仿造玉石。

　　元代玻璃生产的助燃剂也从铅块变成硝石，氧化钾、氧化铝和氟的含量大增，铅的含量却大降，因而元代的钾钙玻璃既不同于欧洲、中东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隋唐以来的高铅玻璃，透明度比二者都要低。

　　明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或者说中东的玻璃工业持续衰落。1401年，帖木儿帝国征服了硕果仅存的伊斯兰玻璃中心大马士革，将部分工匠带到撒马尔罕，但传承、规模都无法恢复往日旧观，其他工匠则逃往意大利。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玻璃匠人业大量逃亡意大利。

　　此后，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的玻璃工业达到鼎盛，但明朝实行海禁，导致进口有限，而且明朝士大夫随着闭关锁国，心态走向封闭，认为域外玻璃器“奈无雅品”（高濂《遵生八笺》），因而中国的玻璃制造也走向固步自封。明代虽然玻璃产量不低，甚至玻璃珠被郑和的船队卖到南洋和西洋，但是没什么精品。

　　满清入关之后，康熙帝对西洋科学、艺术颇感兴趣，一度解除海禁，并且在养心殿造办处设置玻璃厂，利用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技术生产玻璃器。康雍乾三代，宫廷作坊不惜工本，开发出金星玻璃、缠丝玻璃、套色玻璃，制造了一批极为精美的玻璃器，艺术水平不在欧洲玻璃器之下，尤其是将漆器的戗金工艺移植到玻璃器上创造的戗金玻璃器，更是极具特色。

　　不过清代中国玻璃的配方仍然是元以来的钾钙玻璃，而非欧洲的钠钙玻璃，而且元以来中国更偏好不透明的玻璃器，为此在烧制玻璃时特意加氟作为乳浊剂，一些欧洲人不了解中国人的喜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烧不出透明玻璃只能烧浑浊的，因而认为清代玻璃器水平很低，是不客观的。

　　清宫玻璃器毕竟只是帝王的玩物，而不是植根于社会的需要，成本极高，当清朝国库自嘉庆帝以后捉襟见肘时，清宫的玻璃业就像陶瓷业一样每况愈下了。不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始终很大，帝王的喜好也促使清代民间玻璃器有所复兴，康乾以来出现的玻璃鼻烟壶就是世界玻璃艺术中的一朵奇葩。中国产的玻璃珠质量精良，甚至跟茶叶、瓷器、丝绸一样成为出口产品，美国用中国玻璃珠跟印第安人交换毛皮，中国玻璃珠深受印第安人喜爱。

　　中国传统玻璃器的发展，对照欧洲玻璃器的发展来看，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历史启示。罗马帝国时代，因为发明了吹制法，玻璃器的成本大降，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在仿冒玉石的宗教功能之外，罗马还开发了多种具有生活功能的玻璃器，包括器皿、玻璃窗、玻璃镜。虽然钠钙玻璃的天然透明度不如中式的铅钡玻璃，但通过技术发展来提升透明度，即便罗马帝国走向衰落，这些技术也东罗马、波斯以及后来的阿拉伯继承。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义中，“光”都是一种神圣的物质，伊斯兰世界因而产生了对光学的浓厚兴趣，甚至开发出了透镜的雏形，阿拉伯人对医学实验的兴趣则让透明玻璃器皿获得巨大发展。

　　随着中东玻璃匠人躲避蒙古、突厥的进击逃亡欧洲，这些技术也被带到欧洲，并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在中国人对玻璃器的喜好从透明转向不透明时，17世纪末的欧洲却发展出透明度极高的铅玻璃。

　　平板玻璃窗、玻璃镜对油画等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玻璃器皿以及建立在透镜基础上的望远镜、显微镜则对科学革命至关重要，玻璃制品从整体上促使欧洲人更加重视真实、重视细节。

　　反观中国玻璃器，长期被注重的是宗教方面的仿玉职能，一旦宗教职能削弱，民用品方面又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陶瓷器，玻璃器就不再受重视，人们喜爱高铅玻璃的透明度也是基于宗教原因而非日用原因，无意对玻璃的本身进行审视，最终喜好又转向了不透明的玻璃器，将之作为玩物。

　　这样，玻璃在中国的前途自然有限，无法像欧洲和中东那样，成为影响人们观念的器物。